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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中产阶级家长最喜欢“鸡娃”?

  • 2019/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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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乐乐老师

为什么中国中产阶级家长最喜欢“鸡娃”?

 

本文看点:在中国,中产阶级的家长是最焦虑最爱“鸡娃”的一个群体,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经济原因?我们除了加入这场“育儿战争”是否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01

👧密集育儿的全球趋势

 

现在的父母越来越累了。前段时间跟一位朋友聊天,本来作为公务员的她,工作十分清闲,但是有了孩子之后的生活却让她感觉压力大到崩溃。

 

最近,她不断跟我吐槽说:“每天要刷十几遍家长群,生怕错过学校的通知;要帮孩子打印各种卷子资料,辅导孩子学习,改作业什么的。你说,辅导作业不应该是老师的工作吗?现在怎么都变成了家长的任务了?”

 

除了吐槽派,还有一些勤奋到令人发指的家长。

 

我最近浏览的一些文章里有这样一些故事:

 

某海淀区家长从孩子四岁开始,每天晚上加班回来,饭也不吃就开始给孩子讲小学数学,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六岁以前刷完了小学的数学题目。

 

还有,某顺义家长从孩子出生孩子,坚持跟孩子英语交流,每天中英文阅读时间长达三个小时,在孩子六岁时已经能够自己看《哈利波特》了。

 

还有山东家长从孩子一岁开始就教她认字儿,孩子两岁多就能自主阅读了……

 

具体家长是哪里的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这些事确实都是真的。

 

还有那些学而思课堂里的家长,又是做笔记又是录音,学得比孩子们还认真。

 

那些运动场上的孩子,旁边总有几位极其认真的家长在记录动作要点,和教练沟通学习方案。

 

等等,越来越多这样的故事出现在我们身边。

 

这些家长为了孩子能够领跑,拿出了比当年高考还要拼的劲头,让一些平常佛系养娃的家长心里也经不住跟着颤一颤:这样下去,我们的孩子会不会被秒成渣?

 

我们先姑且不去论证这些例子里面的超前学习到底有害还是有益,做法是不是科学合理,超前学习的优势会不会持续保持等等。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不容忽视,那就是我们的育儿活动越来越密集了。

 

这种密集体现在,我们花费了更多时间、精力和金钱在孩子身上。我们对孩子日常生活的干预和参与比我们父辈时代要多得多。

 

我们为孩子报音乐课、体育课,督促她们完成家庭作业,安排游戏,和他们一起读书,为他们创造适宜发展的环境,随时准备为他们提供帮助。

 

一些示范幼儿园和私立学校甚至要求母亲是全职太太,这样才能为孩子提供更多的辅导。家长们还会通过QQ和微信群自发组织起来,相互交流,相互攀比,“别人家的孩子”和 “别人家的父母”给彼此带来了巨大的群体压力。

 

而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尽管学业也被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但是没有人检查我们的家庭作业,更别说辅导了。那时的父母最多也就是给孩子的卷子或者作业上写个“已阅”。

 

有人说,美国的孩子可不这样,他们过得轻松多了。但是看过《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这本书的读者也会知道,在美国也有一群“密集育儿”的家长。

 

“每天把围绕孩子的时间表安排的满满,不是在烤蛋糕,就是在辅导孩子数学;

 

不仅如此,她们还密集式的‘育自己’,从学历、妆容、衣服品牌到狂热健身,决不让生命有一秒无所事事。”

 

在育儿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在全球许多国家似乎都有加强的趋势。

 

6个国家中母亲(上半部分)和父亲(下半部分)每周花在育儿上的小时数。加拿大、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母亲(上半部分)及父亲(下半部分)每周在育儿上花费的小时数过去近四十年一直在上升。

 

不论是养娃“佛系”派,还是“鸡娃”派,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我们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和精力都比几十年前要多了。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显著的变化和趋势呢?

 

我们的养育方式究竟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呢?

 

个人素养、社会环境、文化、习俗、性别、政策、原生家庭等等,都是我们经常聊到的方面,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那就是——经济。

 

最近我在读一本耶鲁大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的“育儿经济学”新书——《爱、金钱和孩子》解释了这一现象。

 

这本书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了我们的育儿行为和决策,通过大量的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年代的统计数据,作者得出的结论是——经济激励是影响父母选择教养方式的最大影响因素。随着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不平等加剧,父母花越来越多时间育儿,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

 

02

🎒为什么北欧父母宽容,

亚裔父母严苛?

 

北欧父母在我们看来大都是非常佛系的。

 

以瑞典为例,慈爱的瑞典父母认为,要求一个学龄前儿童安静的坐在餐椅里是有违人权的。

 

他们不赞同任何形式的纪律,包括恐吓,更不必说体罚了。

 

大多数国家的父母认为不恰当的行为,比如打扰陌生人,在瑞典会被认为是孩子的天性而得到原谅。调皮捣蛋的孩子会被教导,但是很少会收到惩罚。

 

在瑞典,正式教育要到7岁才开始,小学生在满13岁之前不会收到任何成绩单。社会的共识是,让孩子承受压力和焦虑是罪恶的……

 

——《爱、金钱和孩子》

 

但是在亚洲,不论中国、韩国还是日本,尽管教养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总体上来看,亚裔父母都是偏严苛型的:教导孩子勤奋努力,重视成绩,鼓励竞争。

 

是什么造成了国家种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呢?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答案是文化差异。但是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以中国和瑞典为例。

 

中国的六七十年代最重要的价值观是平均主义。而今天,中国是一个强调个性的社会,相信通过勤奋可以获得成功。

 

瑞典多年来是一个平均主义价值观倡导的低不平等社会。但是在20世纪前,瑞典的社会是高度不平等的。阶级分明,等级森严。随着工业的兴起和农业的衰落,导致了社会的平等化,从而改变了权利分配机制。

 

中国和瑞典的例子都表明,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经济转型同步发展。在经济变化的同时,文化也受经济的影响和带动而发生转变。

 

所以,我们在讨论教养风格之所以不同的原因的时候,经济是不容忽视的考量因素。

 

当父母决定是否需要敦促孩子的学习的时候,要考虑的因素是:这件事情是否重要到要付出这么多努力。

 

这时,经济不平等就成了教养方式中的决定因素。

 

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转折点。与此同时,经济不平等情况也发生了急剧变化。

 

上图展示了4个国家就业人群中最富裕和最贫穷的10%(也称为S90—S10比率)的总收入份额之比,从中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平等水平的加剧趋势。

 

1. 收入差距越大,父母对教育的投入越大

 

经济不平等度,也就是一个社会收入差距的大小,是如何影响教育决策的呢?

 

举个例子:

 

比如,一个孩子发现上学很无聊,想要辍学,找一份汽车修理师的工作。在竞争性较强、不平等度较高的社会,比如中国和美国,相比医生、律师、大学教授,汽车修理师的工资低很多,而且享有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在这样的社会中,父母一般不会同意孩子辍学,而是会尽全力让孩子继续读书,以期在将来有机会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

 

但是在一个低不平等社会,比如瑞典和芬兰,一个辍学者的收入,仅仅比医生律师低一点,父母承担得起宽松教育的后果,因而放任型教养方式更加普遍。

 

北欧大多数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很低,这导致他们选择一种继续保持低不平等的教养方式。

 

也就是说,经济不平等度越高,收入差距越大,父母越容易采用密集型,也就是“鸡娃”的教育方式,比如中国。反之,经济不平等度低,收入差距不大,教育回报率差距不显著的国家,则会采取相对宽松的教育方式,比如北欧诸国。

 

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的数据也检验了教养方式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

    

图片来自澎湃研究所, 制图龚唯

 

上图的调查问卷从想象力、独立性和勤奋三个角度,询问了人们认为最重要的孩子在家中需要学习的态度或价值观。

 

在高不平等国家,许多父母会强调勤奋是孩子需要学习的重要价值观,而在低不平等国家,父母则更重视独立性和想象力。

 

从图三中看出,中国是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90%的中国受访者称颂勤奋,而只有23%的中国人青睐想象力。

 

总之,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结果,即经济不平等确实是各国选择更宽松或更密集的教养方式的关键决定因素。

 

2. 教育回报率越高,父母对教育的投入越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的激增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教育回报率上升导致的。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与仅受过高中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之比从1.5上升到了2。此外,研究生教育的回报率也急剧上升。

 

英国经济学家乔安妮·林德利和史蒂夫·梅钦表示,在英国和美国,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劳动者相对于只有大学本科学位的劳动者而言,工资溢价增加了。在70年代早期,这两个群体的平均工资大致相当;而在2009年,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平均获得的收入比本科毕业生多1/3(比高中毕业生多出136%)。

 

随着学历增加所带来的教育回报率的增加,也让更多人选择继续高等教育,教育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

 

03

💯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

是最焦虑的群体?

 

当我们了解了经济因素对养育风格产生的影响,也能更好的把它拿来解释中国最近几十年来养育风格的转变,以及为什么中产阶级会成为最焦虑的群体。

 

跟过去几百年相比,我们现在的阶级划分的界限远不如过去明显,但是根据财富和生活方式依然可以划分出大致的阶层,并且在对不同阶层育儿方式的纵向观察中依然能够看出明显的差异化。

 

我们姑且粗略的把社会阶层划分为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和底层。

 

当今中国,中产阶级是最为焦虑的群体。为什么呢?

 

对于上层精英而言,他们也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但是压力并没有那么大。即便孩子不努力,也不是特别出色,大概率也能继承父辈的财产和地位,所以不用像中产阶层那样疯狂地介入孩子的学习过程。并且,精英阶层的教育投入即便数额巨大,但与其总资产相比微不足道。所以总体而言不会像中产阶级那么焦虑。

 

对于底层群体而言,他们往往有心无力,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财力用于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底层群体的大部分收入被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能用于教育投资的剩余相对有限。

 

我曾经在孩子两岁以前请过一位阿姨帮忙照顾家务,我们也会聊一些家常。阿姨的两个儿子都在中学期间辍学,对此她表示没有什么遗憾,她说:“我有一个侄女,家里千辛万苦一直供她读书,一直读到博士,现在工作了,一个月也就是赚5000多块钱,跟我儿子打工赚的钱差不多。你看读书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早早出来打工,还能多赚一些钱给家里。”

 

可能有人会说她目光短浅,没有考虑到高学历人群的一些非货币福利,比如声望、研究自由和工作保障。但是站在她的角度去考虑,让自己的孩子辍学的选择,其实符合他们的经济考量的。

 

作为打工者,他们自身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自然也不是教育的获益者,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会比较低。他们夫妻双方都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的教育,也没有财力为孩子的教育付出,并且这种付出的回报率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让孩子早早去打工多赚些钱,的确是风险最低的,并且是能够获得相对稳定回报的决策。

 

所以,精英层和底层,对待教育的态度是相对松弛的。只有中产阶层,对教育问题尤其敏感。

 

相比底层,中产阶级有一定的财力为孩子的教育支出。但是相比精英阶层,中产阶级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也占到家庭支出总比重的很大一部分,这部分投入可能带来巨大的潜在收益,但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

 

相比过去,中产阶级对待教育的态度呈现焦虑大幅度上升的态势。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就是我们这代父母还在上小学中学的年纪,我们的父母大部分在企事业单位,家庭收入差距都不大。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性收入,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基本呈现扁平化。那时的基础教育资源也相对平均。所以无需花大价钱投入教育,因为每个人都差不多是一样的。

 

但是在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起步,越来越多的人下海经商,一部分人富裕起来,收入差距开始拉大,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优秀的教育资源也越来越多的向大城市、省会城市流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批所谓的超级中学,这些学校将全省的优质生源几乎一网打尽,导致了教育资源的进一步不平衡。

 

而优秀的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集中性,引发了中产阶级对这些资源的抢夺。斥巨资购买名校学区房,追逐学而思等教育机构的课外辅导班等等,也是在经济不平状态下自然发生的。对于优秀教育资源的投资越多,也可能意味着回报越大。

 

对于中产阶层而言,进一步上升非常困难,但下降非常容易,它可能因为一场大病,一个错误的投资决策,或者孩子高考的失利。这使得他们充满了不安全感。中产阶层迫切希望为孩子创造向上流动的通道或防止跌落的安全网。对于既无资本又无特权的中产阶层而言,教育是他们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社会地位投资方式。

 

最终,在中产阶级之间,育儿变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04

💃我们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看完上面的文字,你可能会意识到,原来我们现在之所以如此焦虑孩子的教育问题,其实与社会和经济大环境不无关系。身处时代的洪流之中,或多或少会感觉到自身的一丝无力和渺小。

 

我们是否应该加入这场育儿战争?

 

说到超前教育,我们都是痛恨的,因为它剥夺了孩子童年的欢乐。对于奥数班和各种培训班的追逐也一直被批判。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愿意退出,因为担心会掉队,担心会被淘汰。

 

但是,我们真的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吗?

 

诚然,我们无力改变大环境和经济趋势,在经济不平等和教育投资回报率的增大的情况下,那些在育儿战争中拼命“鸡娃”的人,似乎也是基于生存本能,依据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做出的“最优”选择。

 

但是,别忘记了,我们在育儿方面的选择,将会影响到的是一个人,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我们永远不能像投资一支股票一样,只考虑收益的最大化,而不考虑人性的部分。

 

如果只是按照经济思维,拼命的“推娃”,超过孩子的身心承受限度,那最终收获的是什么,那这是否是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

 

的确,我们的孩子在未来必然会面对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社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比80,90年代,未来也会更加多元和丰富的社会。在我们父母那一代,被认可的职业大多是公务员或者在国企。

 

而在未来,我们的孩子,职业选择的范围会更加宽广:各种新型职业的涌现,多样化的办公方式,可以让他们去更好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和自己真正感兴趣的。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狄更斯的《双城记》中这句用来描述19世纪的这段话,现在拿来用来看待现代社会依然不过时。任何一个时代,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关键是你能从中看到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究竟决定孩子未来的是什么?

 

是阶级吗?

 

的确,一个人的出身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未来,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是大概率事件。

 

但也有例外。

       

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何江在哈佛毕业典礼上

 

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何江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在哈佛毕业典礼上致辞中说,他的父母都是农民,无论白天农活儿干得多累、多苦,父亲都会在睡前给他讲故事。在他做作业的时候,父母并没有看电视,而是在读书。

 

而富人家庭的孩子也有一些因为养育方式的不当,而出现各种问题。

 

纪录片《我和我的富豪父亲》

 

出生于夫人家庭的两个孩子奥斯本与萨弗隆,从小便享受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们家坐落在英国艾塞克斯一处茂密葱郁的森林里。这里安静又隐秘,自带游泳池、烤肉小屋和按摩浴缸,还有两个私人生活助理,帮忙打理一家人的生活起居。16岁的奥斯本与萨弗隆就读于当地最好的私立贵族学校,每年学费超过10万英镑。

 

过惯了舒适安逸毫无负担的生活,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学习无用,只要有钱就行,学习上不求上进,并且拒绝走出舒适区,只想着与富二代朋友混日子。

 

当然,你可以说,富人家庭的孩子即便不求上进、浑浑噩噩,他们的生活也比普通人好太多了,但是大部分父母都不希望孩子只贪图享乐而不愿意付出努力。纪录片中两个孩子的父亲也因此感到心痛,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我们真的是宠爱孩子太过了”。

 

财富和阶级并不是决定孩子未来表现的决定因素。比这些更重要,也更关键的是父母的眼界、见识、格局和养育的思维。

 

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育儿,作为父母,我们无法改变大环境,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提升自己的阶级,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经济支持。与其感叹和伤感那些无法改变的,不如想想,我们能改变的部分是什么吧。

 

当看清了这一切之后,才更不容易焦虑,内心才更容易明澈和坚定。接纳我们自身的局限,但是相信有些东西可以改变。

 

我们唯一能改变的是什么?是作为养育者的自我成长部分。

 

如何在“激烈的竞争态势”和“不给孩子过度的压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如何理性“推娃”,如何从容的养育心态不崩?

 

未来的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核心能力?

 

怎样的养育方式能让孩子更好的适应未来社会?

 

如何在一次次“被刺激”到的牛娃案例中,从中学到一些真正适合自己去提升的东西?

 

家长思维和教育理念的提升,最终会转化为孩子最有利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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